“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广裁衫袖长制裙，金斗熨波刀剪纹。异彩奇文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
这是《缭绫》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第三十一首，是 809 年在京城里当谏官时写的。他当时写作的主题是缭绫太昂贵，制作太费时，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奢侈品，要打压、禁止它。在批评缭绫的过程中，实际上他是抬举了缭绫。因为他说缭绫这么好、那么好，搞得很多人知道缭绫这个名称。即使远在敦煌，也传抄了白居易的《缭绫》诗。在宫里或者在京城里面，缭绫就成了一种奢侈品，被吹捧成最好的丝绸。连皇帝都知道缭绫，要地方上给他再多织造一批缭绫。
中国丝绸的魅力长盛不衰。中国丝绸的光华，始于春蚕吐丝一丝一线，源于织机纺布吱吱呀呀。它不仅是智慧的结晶，更是一张璀璨的中国名片。丝绸诞生于何时？又于时光荏苒中传扬于何地？古地敦煌何以被称为“华戎所交大都会”？同为纺织物，缎、绒、妆花等纷繁的品类之间有何区别？让我们走进中国丝绸博物馆，于丝线纵横中感受中国丝绸的独特魅力。
丝绸的故事，始于嫘祖始蚕的传说。南宋罗泌《路史》记载：“元妃四陵氏，曰嫘祖。以其始蚕，故又祀先蚕。”北周时，官方开始将养蚕发明归功于黄帝之妻，将嫘祖祀为先蚕。在民间，马头娘的传说广为流传，人们奉马头娘为蚕丝业始祖，又称马头神、蚕花娘娘，后又塑造出骑于马背上的女子形象，称为马鸣王菩萨。
考古发掘充分证明，早在 5000 多年以前，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已完成从驯化野蚕到缫丝织绸的历史进程，建立起发达的原始蚕桑丝绸业。位于山西夏县的西阴村遗址因出土的半个蚕茧而驰誉世界，在某一些程度上证明了远在 5000 年前的黄河流域已出现了养蚕业。
在河南，青台遗址与双槐树遗址出土的丝麻类炭化纺织品与骨雕蚕，确切证明中国先民早在 5000 多年前的黄河流域就开始育蚕制丝。
而在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其中出土的丝织品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最早的丝绸产品，说明距今 4400～4200 年的长江流域已有养蚕、缫丝、织绸技术。
当然，原始蚕桑丝绸业的发展离不开工具的使用，在长江和黄河流域的原始时期遗址中都有数量不等的纺织工具出土，包括纺轮、针、锥、匕等，这些纺织工具的出土说明当时的原始纺织业已经成型。
战国秦汉时期，我国蚕桑丝绸业的技术和规模都有了空前发展。在生产规模方面，中国的丝绸生产日益普及，产区扩大，丝绸已在我们正常的生活中占了很大比重，有“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的民语。在生产技术方面，丝绸技术在汉代得到进一步提升，形成了中国丝绸的古典技术体系。
2012～2013 年，四川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 4 台竹木构成的织机模型，根据其织造原理，被命名为勾综提花机。这此织机模型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唯一有出土地点、完整的汉代织机模型，填补了世界纺织史空白，对研究中国乃至世界丝绸纺织技术起源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浙江安吉，2006 年五福村楚墓出土了方孔纱、经锦锦带等，这此丝绸文物的发现填补了浙江丝绸史空白，说明浙江丝绸在战国晚期至西汉初年已很发达。
至秦代，丝绸已经大量使用，出现了有帛、绢、增、练、堤、茶、编、锦、绣、织成、丝布等（“堤”为丹黄色，“纂”为苍艾色，“编”为鲜白色，“绢”为麦黄色，而“练”是经过精练的熟丝织物）。尤其是从始皇陵兵马俑的服色来看，当时作为领、袖边的丝织品都是鲜艳、明亮的色彩，主要有石绿、紫红、朱红、粉紫、珠宝蓝、玫瑰红及粉白等色。
《秦简》中也多次出现“秦纂履”和“锦履”的记载。近几年，秦始皇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简牍，这些简牍中有许多与秦律相关的内容，为我们研究秦朝的官营丝织业提供了许多佐证。经过史学家、考古学者的考证，确定了秦朝的官营制作坊被称为“工室”，工房的主管叫做“工师”，工匠的副手叫做“永”。工师不仅负有传授经验的义务，而且要按“工律”、“工人程”、“均工”等法令来管理工室。
“驼铃古道丝绸路，胡马犹闻唐汉风”。西汉武帝时张骞“凿空”西域，并经过此后不断的经营，基本上打通了中原地区与中亚、西亚及欧洲的交通，形成了一条横亘欧亚大陆的丝绸贸易通道，促进了丝绸的生产和技术艺术上传播、交流和融合。
公元前 2 世纪，西方人通过陆上丝路获悉东方有丝国“赛里斯”；公元 1 世纪，又通过海上贸易得知在东方还有个盛产丝绸的国家“秦尼”，他们都以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国家。而事实上，“赛里斯”和“秦尼”都是中国，丝绸成为一张璀璨的中国名片。
为确保丝绸之路上来往商旅的交通安全，汉王朝在丝路要冲置邮驿烽燧。其中，悬泉置是从安西至敦煌丝路上的必经之地，同时担负着传递邮件和信息，迎送往来使者、官员和外国宾客的任务。根据考古挖掘，在悬泉置出土有髹漆组带与漆纚少冠，说明汉代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不仅中原地区的髹漆技术和髹漆纺织品沿丝路自东而西传播，同时汉地的冠服制度也已传入到河西地区。
至今，在河西走廊和居延地区仍保存着大量汉代城障烽燧遗迹。1979 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对甘肃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进行发掘，共出土丝绸 120 余件，品种涵盖锦、绢、罗等，除残片外，还有香囊、冥衣、帛书等。此外，还出上了罽、毡、毛罗等毛织物残片。
尼雅遗址位于新疆和田民丰，曾是汉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精绝国故地。其出土的纺织品以丝绸居多，反映了汉晋时期尼雅与中原地区间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
同时，在极具盛名的楼兰遗址，古城遗址、城郊墓葬中都发现了大量丝绸文物。年代多为东汉至魏晋时期，品种涵盖织锦、绮、罗、绢、刺绣等。
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丝绸生产技术和艺术在沿途地区的传播，当时最能代表中原地区织造技术水平的是平纹经锦，这类织锦在汉晋之际大量进入新疆地区，从而引起了西域丝绸织造技术的巨大变化。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碰撞、大融合的重要历史阶段，特别是随着丝绸之路上东西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使得文化、艺术、技术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此现状反映在丝绸上，就是为秦汉以来的传统丝绸技术体系注入许多西方元素，使中国丝绸进入了一个大转折的历史时期。
例如，在青海都兰出土有带有西方特色的太阳神纹锦，在新疆吐鲁番出土有北朝羊树锦，这是西亚盛行的生命树在中国丝绸上出现最早的实例。
随着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发展，西方的很多织物设计图案开始影响内地的丝绸设计，有些可能是主动模仿和采用各种可能的西方题材进行设计，当时的织锦、刺绣、织绮等各类丝绸文物中都能够正常的看到这一风格。
约于五世纪起，粟特地区的织锦开始兴起。在新疆一带出土了大量唐代早期的联珠动物纹锦，后来是在青海都兰地区出土的以狮子和立鸟为特征的团窠花环纹锦。
后世闻名的“陵阳公样”可谓是东西文化交流融合的典型案例。它由陵阳郡开国公、金紫光禄大夫窦师纶创制。所谓“陵阳公样”是唐代吸收消化自西域地区传入的联珠团窠纹样后，出现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田案图案，以花环闭窠和动物纹样相结合。
说到丝绸之路，无人不晓敦煌。位于丝绸之路要冲的敦煌，是中西交通的“咽喉锁钥”，也是中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云集，从事中原丝绸和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与当地粮食的交易。各种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特别是李唐王朝的强盛，东西文化交流空前繁荣，使得敦煌成为“华戎所交，一都会也”（此语出自南朝萧梁史学家刘昭）。
辽金时期，丝绸图案中北方题材增多。女真和契丹族每年都有各种游猎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是初春在水边放鹤打雁和入秋在林中围猎，辽代称为“春捺钵”、“秋探钵”，金代则攻称 “春水秋山”。这种活动也被反映到织绣图案中，其中春水图案多为鹤（海东青）捕天鹅、大雁的场景，并杂以花卉之饰：而秋山图案则以熊、鹿、虎、山石等象征山林间的特猎活动。
在多种文化激烈碰撞并逐渐交融的元代，蒙古族文化、文化和汉族民间传统文化都对丝绸的生产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例如，云肩纹样曾在蒙元文化中风靡一时。其图案多为几何形骨架，即由四个均等的如意云头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作对称发散状。在云肩轮廓线内外的图案不同，内部多为折枝花卉、海石榴、样龙戏珠、灵芝云、凤穿壮丹等纹样，及史书所载“肩挑日月”的三足鸟目纹和玉免月纹、盘龙等；外部则为折枝花、回首鹿、狮子、紫汤荷花等，其图案主题显示了汉、蒙古、三种文明的融通。
同为纺织物，缎、绒、妆花等纷繁的品类之间有何区别？缎是缎经纬丝中只有一种显现于织物表面并形成外观光亮平滑的丝织品。缎织物最早见于元代。明清时成为丝织品中的主流产品。
绒全部或部分采用起绒组织、表面呈现线毛或绒圈的丝织物。汉代出现线圈锦，在锦上织出线圈。明清时期的线有漳线、漳缎等多种名称。
妆花采用挖梭工艺织入彩色丝线的提花织物。根据不同的地组织，妆花织物可分为牧花纱、妆花罗、妆花缎等。妆花始于唐末，盛于明清，是中国古代丝织品顶配水平的代表。
除缎、绒、妆花之外，受到西域纺织文化的影响，魏唐时织锦开始使用彩色纬线织出图案，称为纬锦。中唐起，纬线显花成为丝绸提花织物中的主流。
经锦是用彩色丝线以重组织织成的多彩显花织物，是古代丝织品中结构最为复杂、变化最为丰富的一种。织锦始于西周，唐以前主要是采用以经线显花的经锦。
明清时期，苏州织锦颇为盛行，其部分花色继承宋代风格而称“宋式锦”。宋式锦采用特结经固结显花纹纬，纹样多为几何纹骨架中饰以团花或折枝小花，配色典雅和谐。
明清丝绸业在前代生产基础上达到极盛，江南地区的产量居全国之冠，民间丝绸业成为主力。缎、绒、妆花等丝织品种推陈出新，丝绸图案富有吉祥寓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