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0多年前的殷商王朝在手工业方面有高度的发展，以青铜铸造业为代表的手工业专业化程度很高，玉器、骨器、陶器等手工业生产达到相当的规模。不同手工业作坊相对集中分布的模式也影响了西周及之后的手工业生产。
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大方鼎是世界上现存最重最大的青铜礼器，是殷商时期青铜文明的典范之作，标志着当时青铜铸造的水平。考古学家认为当时的青铜器铸造是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技术，铸造后母戊大方鼎的技术难度并不亚于当今任何一项高科技，需要严密的组织和合作，而一些核心技术更是只有极少人严格掌控。
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和研究，我们现在可以基本了解当时不同手工业生产的布局，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大的手工业作坊区，每个手工业作坊区内部又有多种手工业生产并存。这种分工明确又相对集聚的模式承自早期的二里头文化，并在之后的西周发扬光大。
甲骨文中有“百工”的记载。百工虽是虚指，但也能说明殷商时期的手工业门类相当齐全。殷墟自1928年开始科学发掘，就有大量的手工业制品出土，青铜器、玉器、陶器、骨器、蚌器、漆木器、纺织品、车马器等器物数量巨大。仅妇好墓就出土青铜器460余件、玉石器近千件。随着考古工作的持续进行，考古工作者陆续发现多处手工业作坊遗址。截至目前，已发现铸铜作坊7处、制骨作坊4处、制玉作坊1处、制陶作坊1处。另外还发现一些制石作坊、制蚌作坊的线多年，我们已很难发现漆木器、纺织、酿酒、皮革等手工业遗存。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手工业作坊最多的单个遗址。
根据已知手工业作坊遗址的分布，我们有可能可以划分出中部、南部、西部和东部4个手工业区。
中部手工业区位于小屯宫殿宗庙区内，已知的作坊遗址主要有铸铜、制玉，另有制骨、制石、制陶的线索。南部手工业区位于宫殿宗庙区以南约1公里的区域，由苗圃北地铸铜、铁三路制骨和刘家庄北地制陶三处作坊遗址组成。西部手工业区距宫殿宗庙区2—3公里，分别发现有孝民屯铸铜和北辛庄制骨两处规模较大的作坊遗址。东部手工业区与宫殿宗庙区隔洹河相望，发现有铸铜、制骨与制陶等作坊遗址。另外，在任家庄南地、北徐家桥、戚家庄东等地也发现有铸铜、制石、制玉等作坊遗址，但因周边区域相关考古工作较少，是否也会是手工业聚集区，尚待以后的发掘。
大规模的手工业作坊区和大面积的宗庙宫殿区、规模宏大的王陵区共同构成了30万平方公里的殷墟大遗址。手工业作坊区在龙山时代就已有雏形，到了二里头时期已较为明确。考古工作者在二里头遗址内就发现有铸铜、绿松石加工等专门的手工业作坊分布。在二里头文化的基础上，商代的青铜铸造业更成熟，种类慢慢的变多、纹饰越来越复杂，所发现的铸铜遗址也慢慢变得多。
1999年，考古工作者在殷墟东北部发现一座属于商代中期的都城，命名为“洹北商城”。这座早于殷墟的都城由郭城、宫城、宫殿、手工业区、贵族与平民居住区等构成。在手工业区内发现大量铸铜、制骨与制陶遗存，集中分布于宫城北城墙以北约570米，面积不小于8万平方米。
从时间与规模来说，殷墟的中部手工业区生产规模偏小，维持的时间短，特别是铸铜生产。之所以如此，可能与洹北商城的废弃有关。大量火烧废弃堆积表明，洹北商城毁于火灾。迁都不久，仍在营建的都城成为废墟，仓促间于洹河南岸恢复生产、重建宫室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大量宫殿建成，铸铜、制陶等生产用火行为同样对安全造成巨大威胁，异地生产成为必然。南部手工业区在此背景之下产生。
南部手工业区开始于殷墟一期，与中部手工业区相衔接，持续生产至殷墟四期。其中苗圃北地以铸造青铜礼器为主。铁三路制骨生产规模较大，仅在有限的区域内就出土了废弃骨料、边角料36吨，推测当时应生产了几十万根以骨笄为代表的骨器。刘家庄北地是殷墟目前唯一的制陶作坊，以生产泥质的陶豆、陶簋、陶盆等为主。
青铜礼器的需求在持续不断的增加，原有的生产能力不足以满足巨大的消费需求，增建手工业区势在必行，西部与东部手工业区应运而生。西部手工业区以孝民屯铸铜作坊顶级规模，主要生产青铜礼器和兵器，时间则从殷墟二期延续至西周初年。这里发现的陶范、模、芯等铸铜遗物10余万件，数量惊人，由陶鼎足模、范芯座等推测，当时应该还铸造了比后母戊大方鼎还要庞大的青铜器。
东部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大司空南地，铸铜作坊于1936年被发现，但相对而言规模不大。制骨、制陶作坊生产规模也较小，制骨材料以牛骨最多。
研究表明，手工业区内部生产分工已较为明确，生产工序清晰，产品也有所区别。比如在孝民屯铸铜作坊，西部主要生产兵器与工具，而中部、东部主要生产礼器；刘家庄北地制陶作坊主要生产泥质的豆、簋等，未曾发现夹砂的陶鬲。
殷墟时期采用族邑模式，都城之内由相对独立的众多族邑聚落组成，既是生产、生活的区域，也是死后家族集中埋葬的墓地，“居葬合一”。目前仍在发掘的洹北商城手工业区内已知铸铜、制陶、制骨作坊由东向西相邻分布。在铸铜作坊区发现百余座墓葬，其中50余座排列有序，随葬有陶范、鼓风管、铜刀、磨石等生产工具，无疑是工匠之墓。由此可知，很多手工业区内也是居葬合一。
有考古学家分析指出，青铜容器和大型玉器生产是政治性产品，不是可以流通的商品。夏商周时期，“器以藏礼”“器以载道”，所以对以青铜器为代表的礼制产品的生产、流通加强管理、有效控制是统治阶级的必然选择。
如何控制与管理？办法主要有3种：其一，设立集中的手工业区；其二，采用家族模式，这样既有利于生产技术的传承，更加有助于严控关键技术；其三，国家设立专门的职官从事管理。
考古已知，在二里头遗址内，铸铜、绿松石等重要的手工业区主要分布在宫城核心区以南，四周建有围墙加以保护。商代早期的郑州商城也是如此，铸铜作坊外挖有围沟用于防护。以青铜铸造为例，复合泥范技术要经过制模、制范、熔铜、浇铸、打磨等工序，熔铜后还要按比例掺杂铅、锡制作合金。无论是王室管理还是家族式管理，关键技术的传承都有严格的规定。
当时不同手工业区内技术如何交流、骨器等非政治性产品怎么样做贸易等问题，我们还不得而知，期待通过考古的推进找到答案。
我们也关心殷商之后的周朝如何布局手工业生产。在陕西的周原遗址，考古工作者在凤雏、云塘、齐镇、召陈等地发现有规模可观的铸铜、制骨、制石、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不同的手工业作坊分工明确，相对集中。在河南洛阳北窑发现了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西周大型铸铜作坊遗址，出土了数以万计的陶模陶范，且以礼器陶范居多。发掘者认为武王灭商后，大量掌握青铜铸造技术的殷商手工业家族被分封、迁徙，继续为周王室服务，手工业的管理模式也被继承。西周时期封国众多，在晋国新田故城遗址、燕国琉璃河遗址、齐临淄城内都发现有手工业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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