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春分，我撑伞冒雨夜游殷墟，暮色之下，纺织路上人声鼎沸，雨越下越大，“朝圣”殷墟的队伍越发伸向洹河以南，霓虹伞下的游客一点点挪动，向着青铜装裹的新馆鱼贯而入。殷墟，距离安阳市中心约7.8公里，位于太行山东麓，西行至此，即见山峦起伏，从山麓前伸出的低丘，犹如太行山伸出的双臂，形成一个箕形盆地。
殷墟正位于盆地的出口处，面向的是一望无垠的豫北平原。殷墟的南门为正门，右边依偎着一条川流不息的河流——洹河，这是中国北方的一条小型水系；左边隔着一条马路纱厂路，临街是老旧民居。傍晚，摄影师按下广角快门，构图呈现出辽远的旷野之美。
2024年2月26日，历经3年多修建，殷墟新馆正式对公众开放，近4000件文物集中展现商朝的繁盛文明。2022年，习来到河南安阳考察殷墟遗址时，感慨地说，“殷墟我向往已久”。的确，作为文明源流之地，殷墟的重要性完全不输古埃及的孟斐斯、古巴比伦的巴比伦城、古希腊的迈锡尼。
在殷墟新馆二楼展陈主题上，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李晓阳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标题：“伟大的商文明”，这个提法曾引发了学界和同行的许多不同意见。
商文明伟大在何处？对此，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唐际根告诉《新民周刊》，伟大二字会造成争议，但自己还是投了赞成票。这完全不是自嗨，是要告诉全世界商文明的价值。商王朝是极具创新精神的王朝，它为整个华夏文明留下了迄今为止所知最早的文字系统和文献，而文字和文献传承下来，养育了我们这个民族。
单从这点上看,说它“伟大”也不为过。李晓阳给出的理由则更加具体，文物是最好的证人：殷墟发掘年代比较早远，历史问题造成最初的发掘成果有极大部分流失海外，即便是遗存，依然令人震撼，目前殷墟遗址挖掘约5%，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早期文明比肩。
殷墟的发现始于甲骨文。百余年来，这里出土了16万余片甲骨，发现单字约4500字，已释读的大概有三分之一。虽然甲骨卜辞是观察商朝社会切面的重要物证，但它们都是商王针对特定问题的占卜记录，并没有宏观的自我陈述。
3300多年前，商朝盘庚王带领着他的臣民，西倚太行之高，东接平原之阔，开启了一场浩浩荡荡的迁徙，建立起一座繁荣巍峨的都城。彼时，商朝人称这座都城为“大邑商”，“邑”表示村落或居住区，“大邑”就是大的居住区。
从盘庚迁都至纣王亡国，“大邑商”作为商王朝后期都邑，一共经历了八代十二王，时间长达273年。1928年10月13日，“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在安阳小屯村挥出第一锹，拉开了中国考古人持续科学发掘殷墟的序幕，至今已近百年。
通过近年考古学者的研究发现，殷墟的实际范围比以前所说的30平方公里还要大，目前殷墟仅仅发掘了5%。但在安阳市文物局文化遗产与文物保护及考古研究专员于成龙看来，殷墟的地下文物很丰富，迄今的考古发掘，严格来讲，即使5%也不足。“通过目前已经出土的各类文物及甲骨文，我们虽然不可能充分地了解一个完整的商代社会，但对商王朝至少能够勾勒出一个大致轮廓。”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殷墟的认知也在不断修正。比如，迄今为止，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绝大多数卜辞都与商王直接相关，记录其他高级贵族的内容很少，这似乎是一种垄断：只有商王才拥有与天地神灵沟通预知吉凶的权力。但在殷墟新馆三楼，子何人哉——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遗址特展，就是王子卜辞。
一般人印象中的古代王子，通常养尊处优。通过甲骨文才知道，王子原来这么忙、这么卷。行走其间，我发现，这批甲骨上所携带的大量占卜信息，遍及祭祀、军事、田猎、贡纳、宴飨、天气以及入学、乐舞、射箭、疾病等领域，几乎囊括了商族人日常生活的全部。
其中，商朝小王子一条“子其疫，弜往学”的卜辞，被称为3000年前“生病后不便上学”的“请假条”。“往学”两字，透露出“子”是在专门的场所接受教育，而非在家接受私教。
在“子”的甲骨窖藏被发现后的第五年，在洹河边紧邻王宫区的南侧，考古队发掘出一座大型的凹字形建筑，被认为非常接近“子”所记载的学习场所和校舍。从这个疑似的大学遗址往西南200米，曾经出土一片牛骨卜辞，上面刻有大学的课程安排。
于成龙说，古代典籍中记载夏商周三代均有学校设置，“大学”两字首见于商甲骨文中，是当时对贵族子弟施行教育的场所，商代大学对后世学宫制度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后世所谓“君子六艺”的礼、乐、射、御、书、数，在殷商的教育体系中也已雏形完备。
关于“子”的身份，历来有许多猜想。此前，学术界一度以为能拥有大量龟甲并为商王武丁占卜的“子”，身份极为特殊，应该是武丁王的弟弟或堂弟。但随着慢慢的变多甲骨文字被解读，目前学者一致认为，“子”乃商王武丁与妇好之子。
在出土的1583版龟甲兽骨中，有689版2250条契刻记载跟商王武丁有关。在展厅，有一块“丁来视子舞”的卜辞，即卜问商王武丁观看其舞蹈表演之事，与现代幼儿园父母来看孩子表演，如出一辙。
“子”与妇好过从甚密，在他的甲骨记录中，出现“王”只有数次，出现“妇好”却有数十次之多，虽同时侍奉武丁和妇好，但显然，“子”与妇好更亲近。他常常问卜，如果出门，是应该禀告武丁还是禀告妇好，是否应该跟妇好一起祭祀，是否应该到某处与妇好见面。
“子”的发现在考古界已是旧闻，但首次以上古时期人物为主题展出，依然令人震撼。行走其间，恍若看见年轻王子的短暂一生。展厅使用了两种色调，一种是金色，代表王子的尊贵；一种是微微泛蓝的色调，比作东方既白，用于致敬这位早夭的王子。
甲骨只是商朝其中一个剖面，“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经》中的商朝，浪漫而恢弘。走进殷墟博物馆新馆，迎面而立的高墙上镌刻着一行醒目大字，“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礼记》记载，这九字箴言是商王朝建立者汤的盘铭。
汤，即成汤，是商朝的开国君主，铭是刻在器皿上警醒自己的箴言。“这句话是商汤刻在澡盆上的箴言，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持之以恒，时刻提醒自己要及时反省和不断革新。”李晓阳说，古人澡身而浴德，这是一种革新的姿态。
殷墟新馆二楼伟大的商文明展厅，一枚只有核桃般大小的陶制人头，额头宽平、浓眉深目、面颧突出、鼻宽凸起，刻画出3000多年前殷商人的模样。在展厅里，有一处极易被忽视的角落。面积不大的窖藏坑复原模型里，层层叠叠摞满了铅锭。这些铅锭出土于刘家庄北地H25窖藏坑，出土时共293块，总重3404千克。商代青铜的鼎盛，从中可见一斑。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安阳工作站副站长何毓灵表示，在距今4500年至4300年左右，青铜铸造技术开始在中原腹地出现，最初大多是小型、扁平状的简单青铜器。但到了商朝晚期，我国青铜制造业高度成熟，迎来了鼎盛期。
商周时期的贵族墓通常会出土大量青铜器。1975年，著名考古学家郑振香发现了妇好墓，墓中出土了青铜器468件，总重量达1.6吨，其中出土的两把大钺重达9公斤。钺在商代代表权力，甚至是生杀大权的标志。
商王朝建立后，殷商人继承了夏王朝青铜容器和玉礼器制度，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礼器是陈设在宗庙或者是宫殿中的器物，常在祭祀、朝聘、宴飨以及各种典礼仪式上使用，以显示使用者的身份和等级。商朝青铜器通常有复杂的花纹，仅兽面就有多种，比方说虎头兽面、牛头兽面等，不管是哪一种，在当时都是很难获得的动物。
商代晚期，青铜器发展到鼎峰，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54 号墓出土的“亚长”铜方尊。摄影：吴雪
比如，商王武丁为了祭祀亡妻妇好而铸造的司母辛铜方鼎，口下四面及转角有饰兽面纹，雷纹作底。有的人觉得云雷纹象征天上的云，浮在云上的动物就有了“神性”，虽然这种解读有待考证，但底纹与动物一并出场，在当时确实赋予了青铜器非同凡响的地位。
在“长从何来”亚长墓专题展，有一件铜质“手形器”尤其引人注目。上面铸有目形纹饰，甚至有指甲的纹理，他的小臂部分中空，用来容纳插入的木柄。和其他青铜器不同，这件手形器被放在主人棺内，靠近左小腿处，但亚长两手基本完整，有学者推测，其可能为捞取食物的用具，也有点类似权杖。但确切用途，学界至今尚无定论。
殷墟还出土了大量酒器。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觚”和“尊”都是酒器，“亚长牛尊”更是典型代表，牛尊的原型为商代圣水牛，属于未被驯化的野生动物，遗憾的是西周时期已逐渐灭绝。酿酒技术在商代也十分成熟，商代的酒可分酒、醴酒、鬯酒、果酒、药酒等类别，且几乎人人饮酒、事事用酒。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岳占伟介绍，商酒的文化和习俗，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数千年的历史背景和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唐际根告诉《新民周刊》，早商的扩张，主要是依靠的是青铜技术，而到了晚商，青铜器达到鼎盛时期。商人又获得了一种对王朝至关重要的技术：马车。在新馆一楼“车辚辚 马萧萧”展厅，23辆木质双轮单辕车依次排开，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遗迹坑内，马车早已腐烂成泥，一位考古人员正在靠着木质纹理一点点清理出马车的轮廓。
在殷墟新馆一楼“车辚辚 马萧萧”展厅，考古工作者正在清理马车上的浮土。 摄影：吴雪
殷墟时期，马车并不多，还不足以改变陆地战争形态，但它有更重要的价值——通信和交通。甲骨卜辞就记载过一场使用马拉战车的战争，讲的是武丁对一个叫宙的部族的征讨。依靠马车的快速通信能力，相距上百里的商人军事据点能保持联络，一旦某个城邑遭到土著部落威胁，周邻据点可以尽快参战。
武丁之后，马车数量一直在增长，到殷商晚期，车马坑的数量大大超过了武丁时期，不仅王室祭祀、殉葬要埋车马，殷都内外慢慢的变多的商人贵族也开始流行殉葬车马。
在饮食方面，商代晚期形成了以粟、黍、稻、大豆、小麦为主的农作物结构，畜牧业生产体系也相对完备。殷商人能够烹饪各种佳肴，且熟练使用多种调料。展厅中一件铜方卢形器类似于商朝的火锅，在底部倒满水接着生火，和现代火锅相差无几。在殷墟郭家庄M160墓葬出土的铜提梁鼎，当时鼎内盛有尚未完全腐烂的猪肉、肉皮及肋骨。这被烹制过的“红烧肉”，也反映出商代人以火热食的习惯。
繁荣的商朝，散发着迷人的气息。事实上，商朝一直是被误解最深的王朝。安阳市文物局特聘文物活化、利用艺术总监王巧丽告诉《新民周刊》，在殷墟被发掘之前，商朝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传说中的时代，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其重要性经常被低估。
诸如《封神演义》《封神榜》等之类的文学著作及影视剧，有些情节属于虚构，有些情节则是罔顾史实，一直在误导人类对于历史原貌的了解。如《史记》之类典籍中所描写商纣王的残暴，是周人所编造，因为推翻一个政权，必须要有足够“黑料”。于成龙说，事实上，周人和商人一样，很早就开始使用汉字；而且周人对商人的文化及典籍钦佩至极。周人在推翻商王朝以后，完全继承了商人的文化。
关于商纣王的罪状经历了“古史不断层累”的过程，越是晚的时代，其罪状就越多越详细。岳占伟则认为，商汤是商朝的开国之君，武丁是最有作为的商王，即便是商纣王也要辩证看待，大家一直说的大邑商，其实就出现在纣王的父亲帝乙到纣王的这个时期。
目前，为商纣王翻案的文章已经不少，《论语》里就记载孔子的弟子子贡的话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近人顾颉刚曾发表过一篇文章《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他发现殷纣王共有七十条罪状，都是各朝各代陆续加上去的，比如战国增加二十项，西汉增加二十一项，东晋增加十三项等等。
商纣王的悲剧更像一场历史悲剧，被众人口诛笔伐的商纣王排斥贵戚旧臣，其实就是加强王权运动和“共政”制度之间的冲突，是商周文化发展、认知上的差异。再譬如，周武王指责商纣王“惟妇言是用”。因为在商朝女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她们不但可以主持祭祀、还可以参政，有些甚至可以统率军队。
数千年来崇周抑商的心理，甚至映射到晚清新史学大家王国维的《殷周制度论》中，他写道：“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莫剧于殷周之际。”这一论断把商和周划分开来，也影响了后世无数学人，认为经历了商周之变，华夏文明才焕然一新。
李晓阳对此并不认同，商文明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与后世的文明不是割裂的。周和商一脉相承，非常清晰的继承关系。周朝的礼制、分封、军功和爵位，官员的设置，都因袭商代已有的框架。对于商代常被诟病的人祭风俗，他认为，文明进步性的考量并非只有一个维度，用现代社会价值观去苛求远古文明，必然导致认知错位。
在唐际根看来，商文明之所以在早期文明中能够一枝独秀，跟文字有很大关系。相对统一的文字和统一的礼制秩序，让分散在华夏大地上的早期生民逐渐达成精神共识。比如，儒家推崇的五经六艺，在商代早有萌芽。商人是非常有文学性的，很喜欢写文章，周人写《洛诰》《召诰》，都是在商代成汤的《汤诰》之后。
“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诗经·商颂》曾描绘过商朝的富丽堂皇和城市文明。那么，商文明为什么这么繁荣？在当时，何以创造一个又一个文明巅峰？
殷墟博物馆副馆长郭卫兵告诉《新民周刊》，自1928年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方面爆发，对殷墟的发掘一共进行了15次。新中国成立后，殷墟发掘很快恢复，并延续至今。尤其近几年，陶家营、辛店、邵家棚等遗址的发现，大大突破了传统认知的殷墟范围，呈现出三级甚至更多的聚落结构形式。
2006年，殷墟博物馆老馆对公众开放，位于殷墟保护区东北部、面积4.7平方千米的洹北商城被列入殷墟遗址组成部分。洹北商城的出土，填补了商代早期郑州商城与商代晚期殷墟之间中商的空白，改变了传统殷墟的概念。在此之前，商代只划分为早商和晚商的观点为国内外学术界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
发掘洹北商城、提出商中期概念的唐际根，又历时9年田野考古和研究，在2016年，确认了殷墟内重要大型人工工程——满足手工业需求的“树枝状”水网和“两纵三横”的路网，殷墟布局进一步明晰：有着发达的水系，以路网、水网为骨干，大小不同的邑聚以及手工业作坊密集地分布其间。
商代的早期城市，郑州商城有高大的城墙，偃师商城城墙也相当清楚，不过，洹北商城始终未发现城墙，只发现城壕。目前考古学界推测，从早商到晚商，有几率存在从墙到壕，再到无墙、壕的演变，或许是因为随着商王朝实力增强、威慑力变大，对墙或壕防御功能的倚仗越来越弱。
我们现在所说的殷墟，是当时的王城，商甲骨文中的“大邑商”是王畿地区。在王畿地域之外，如山东、内蒙古、山西、陕西以及三星堆地区，即是商甲骨文中所谓的“四方”“四土”，是商文化直接影响的区域，湖北盘龙城是商人设置的前沿基地。
出土文物如一块块拼图，可以窥见文明的连续与统一。比如，在妇好墓玉器里发现有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佩，红山文化比商代早2000年。商人有收藏良渚玉琮的爱好，照着模仿，做了当代玉琮。妇好墓的玉琮形体要小一些，也没有了良渚古国的经典神面纹饰。商文化和良渚文化到底有多少联系，很难回答，但这些玉琮，似乎又暗示着某些可能性。
于成龙还表示，目前在商古工作中发现的马及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出现于商代晚期，是经由欧亚草原地区传入本土，这反映了东西文明的互鉴交流。在今俄罗斯南乌拉尔地区的辛塔什塔遗址和亚美尼亚塞凡湖边的鲁查申遗址，均已发现了这种马车的原型遗存，前者时代是公元前2000年左右，后者时代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这是迄今全球范围内所发现时代最早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
这些考古证据说明，早于商代晚期，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已在中亚、西亚地区风行日久。从殷墟考古观察，商代晚期的双马系驾两轮战车并非简单模仿，而是在基本框架上进行大幅度改造。商人制造的战车，其效能及做工，每个方面均已远超中西亚地区的战车。西周的战车，结构大体因袭商制，并再次加以改进，成为春秋战国时期战车之原型。
对于如何将殷墟博物馆打造变成全球一流博物馆，郭卫兵表示，今后要讲好殷墟故事，讲好中国故事。目前，安阳正在聚焦国家一流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未来，殷墟新馆将与殷墟宫殿宗庙区、王陵区、考古文旅小镇共同构成“一馆两区一镇”的规模化殷墟阐释体系。
在新馆公共展区大屏上，依托3D裸眼数字化技术，来自商朝“四方”的器物纷纷活了过来：在流金淬火中，陕西绿松石青铜燕子在屏幕上飞进飞出，湖南大禾人面纹方鼎上的人面仿佛有话要说，妇好墓的跽坐玉人突然站了起来，行至幕后……
2024年3月8日，美国国立亚洲艺术馆“安阳：中国的王城古都”展览闭幕之前，他受邀参加馆方组织的研讨会，向国际学界展示妇好“数智人”和实证还原的妇好衣物配饰，从骨簪到环佩一一精准还原。“殷墟在海外的文物是我们从始至终惦记的。在全部回流暂无可能的情况下，怎么让它们得到更好的研究和传播？”
暮色散去，太阳照常升起。站在殷墟新馆三楼观景平台，眺望整个殷墟遗址，黄沙色的雾气，挟带着亘古的光芒。洹水静穆无声，先商遗土在脚下铺陈，人也仿佛步入一幅广袤的历史地图。日月升沉，这片黄土地，见证了王朝的辉煌与覆灭，也记录下文明的赓续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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