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整理自李翔和李丰在“高能量”播客的《宏观漫谈》栏目。对谈嘉宾：李丰、李翔（《详谈》丛书作者、《激流时代》主理人），原文标题：《李翔x李丰：2024年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踏入2024，今年会好吗，想必是许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不久前，李丰和李翔进行了一场深入的对线年春节的消费和服务市场说起，话题涵盖旅游、电影、餐饮等行业，他们也聊到了大热的人工智能话题。彼时，两会还未召开，他们还讨论了2024年需要我们来关注的重要时间节点和事件。
目前我们高估AI的发展了吗？在AI技术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同时，我们为何需要关注能源供应的问题？
李翔：今年春节档的电影市场，无论是整体票房还是不同电影的详细情况，都引发了广泛讨论。单纯从数据上看，成绩非常亮眼。但有些人深入分析数据后指出，场均观影人数其实是下降的。高票房是因为银幕数量增加，或者说通过增加放映场次来实现的。当然，票价也是因素之一。
李丰：或许本来就应该这样。在美国，大家看热门大片的时候都不愿意挤得角角落落都是人，如果买票晚了，可能只能在角落里找到座位。我的理解是，从服务体验的角度来看，我们并不希望出现短期内严重的供不应求现象。从商品和服务的渗透率及覆盖度来看，我们也希望避免这种情况。这是因为，在多样化的商品和服务社会中，供需平衡对于维持市场稳定和消费的人满意度至关重要。
李翔：对，我们通过增加场次供给来达到高票房，可能与之前供给不足时实现的高票房不一样。一种说法是，后者更能证明电影的质量更高，观众需求更旺盛。
李丰：不一定。我一直认为服务行业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将起到最重要的支撑作用。服务行业包括文化旅游、餐饮等很多方面。尽管大家在消费上可能仍然保守或缺少信心，但是广义上，国内旅游的繁荣程度和市场规模肯定超过以前。
我认为文化产业今天可能被低估了。它有望恢复得比疫情前更好。服务行业的本质是让人们更容易感到愉悦和满足。以演唱会为例，现在最大的好处是，即使是像张学友这样的明星的演唱会，场次增加后，人们不再一定要通过关系才能买到票，而可以直接在网上抢购。
李丰：广义上看，无论是商品经济还是服务经济，只要是一个商业发展的社会，最终都不可能会出现长期、严重的供不应求局面。
当下的旅游业虽然有一些挑战，比如局部的接待能力、人员运输和住宿等方面还有提升的空间。但是从总体上来看，最终供求关系会在商业社会中重新调整。就像我们买东西的时候，不管是房子还是其他东西，大多都会经历从供不应求到供求平衡，再到现在的产能过剩，也就是供过于求的过程。
李翔：我有一个观察感受，就是春节档缺失了那种经典意义上的大片，比如像《阿凡达》《流浪地球》这样高制作成本、视觉盛宴的电影。现在市场中看到的大多数都是故事片。
李丰：电影领域出没出现大片，跟我们之前讨论的在线游戏有相似之处。和制作精良的游戏一样，投资数亿元的电影大片，常常要提前两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决策。
如果我们倒推，如果电影要在2024年春节档上映，那制作团队可能要在2022年之前就决定是不是投资拍摄。以当时的条件，是否允许大规模拍摄以及放映是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例如，2023年上映的《封神》，2019年已经杀青了。
过去几年，针对影视行业的大规模投资可能有所减少。影视行业在2015至2017年经历了较大的投资泡沫，这些泡沫在2019年左右破裂。再叠加疫情这个因素，影视行业受到双重打击。
作为服务业的典型代表，如今文娱业、旅游业已经回到发展的轨道上。从我们观察到的数据及现象来看，大家对旅游的热情正在回升。在线%。
还有一些宏观数据，显示服务业发展超出预期。2023年社会化媒体上，有不少关于餐饮行业不景气和消费不足的新闻。但从2023年12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宏观数据分析来看，餐饮类的消费总额首次突破五万亿，达到5.289万亿元。与2022年相比，增长约20.4%。
我们再来看港股及A股市场中头部餐饮企业的表现，不少公司的增长超过了预期。比如，百胜中国发布的财报显示，2023年，公司系统销售额同比增长21%，核心经营利润同比增长了79%。百胜中国是必胜客和肯德基的母公司，肯德基、必胜客的这两个品牌在下沉市场做得相当成功。
如果人们认为百胜中国的增长代表消费降级，那么还有一些瞄准中高端市场的餐饮企业，它们的表现同样需要我们来关注。比如，全聚德、同庆楼这两家老字号餐饮公司发布了2023年业绩预告。全聚德预计2023年扭亏为盈，由亏损2.78亿元变为盈利5600万元~6600万元。同庆楼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191.45%至242.13%。还有一些规模小些的公司，如西安饮食或者九毛九，表现也很出色。
我们经常讨论第三产业的长期发展的潜在能力，餐饮、文化、娱乐和旅游是第三产业中最典型的几个大类，这些大类在2023年实现了超出预期的增长。
我也注意到春节过后，在一些常去的地方，有些小店关门了。我不知道这些关门是因为它们要等到正月十五之后才重新开业，还是真的已经关门。大家的体感可能没问题，但从宏观层面上看，服务行业确实是增长的。
整体来看，2023年餐饮行业有不少门店选择关闭，但同时也有新店开业，总体市场增长很多，但品牌化和头部企业受益更多。经历跌宕起伏的这两年后，不少服务业都有这个现象。
李翔：汽车领域也出现了和餐饮行业类似的现象。2023年下半年，我和一位头部车企的高管讨论过，尽管市场看起来非常繁荣，但实际上市场的增量主要被少数几家公司拿走了，大部分公司受到较大冲击。
李丰：汽车行业与手机行业非常相似。手机行业在2013至2016年间是百花齐放的时期，随后在2016至2019年间经历残酷的淘汰赛，最终剩下小米、vivo、OPPO以及华为等几家头部品牌。如果华为没有受到制裁，可能还会继续整合收缩，只是四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有所不同。
汽车行业在2023年及之前可能仍处于手机行业的2013至2016年那个周期，从2024年开始，尤其是新能源车，可能会进入2016至2019年智能手机行业的格局。
李翔：在增长的市场中，增长的份额被谁拿走是一个问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并不是整个行业都能分享到这些增长。
李丰：仍然以我们之前提到的餐饮业为例，头部企业受益后，提高了后发企业进入市场的门槛。
以前我们大家常常提到的“网红”现象，在餐饮业尤为典型。网红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因为网红效应而定价较高，另一类则是除了网红属性外，还具有差异化的产品特性或壁垒。
从今天的市场来看，无论是消费品还是服务，典型的情况是第一类——那些仅仅是网红但并不特别、没有内涵的产品正在被淘汰。这里的“不特别”指的是产品缺乏支撑其价值的内涵或其他壁垒。
在餐饮甚至服装品牌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一特点。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在疫情之前，我们经历了社会化媒体多样化的快速地发展。无论是抖音还是小红书，都为品牌提供了流量红利，即吸引消费的人眼球的机会。然而，今天社会化媒体慢慢的变成了常规事物，不再是新鲜事物。用流行的话来说，可能就是“祛魅”了。
其次，今天不少企业面临的增长挑战，与其说是“消费降级”，不如说是消费的人更加理性了。我们过去常说“悦人还是悦己”，中国基本已经快速经历了这个周期。消费者从感性消费转变为理性消费。这种理性不说明不购买，而是无论价格高低，消费的人都需要明确自己为何喜欢或为何购买某样东西。
李丰：确实如此。同时，中国在商品层面也存在供过于求、激烈竞争的情况，“卷”得很厉害。我们之前提到餐饮、文化、旅游等，都属于服务行业，处于加快速度进行发展的过程中。
李翔：你讲到的一点我非常感兴趣，我们刚才讨论的服务行业，无论是文化、餐饮还是旅游，这一些行业都在增长，但这其中可能有一个微妙的区别。关于今年的春节档电影，一种解读是，我们可能正在从追求外在的华丽场面和高投资额，回归到更本真的故事情感上。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返璞归真的趋势。
另一种解读可能有点危险，那就是尽管行业在增长，但供给方似乎已经不愿意进行重型和长期的投入。电影行业可能有些特殊，因为它在疫情期间需要做出决策。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从业者可能多做短期考量，而不是长期的重资产投入，这可能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李丰：我认为这与疫情有关。我姐姐春节前回来，她说欧洲的情况是这样：经济并没有像大家描述的那么糟糕，但人们也未达到应有的活力。她觉得大家似乎比以前更佛系、更消极。
她认为疫情可能对人有一些中期影响，她解释说，由于疫情的特殊性，虽然国外的防疫措施没那么严格，但控制流动等措施任旧存在。疫情之前，大家都时不时想要“折腾”一下。但疫情之后，这种意愿在人们身上减少了很多，可能很多人在假期不愿意费那么大劲去远方旅行，降低了对工作的期待以及探索周围事物的欲望。
李丰：在“两会”之前，国务院常务会议（下文简称“国常会”）通常会做一些铺垫。国常会上提出了几个重要议题。首先，是关于稳定和吸引外资的部分。有很多人对中国吸引外资的能力持悲观态度，但实际上，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24年1月，中国吸收外资1127.1亿元，环比增长20.4%，尽管同比下降11.7%。特别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1月新注册的外商投资公司数为4588家，同比增加74.4%。
李丰：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些关于外资的数据，我们大家可以推断，或许小型外资企业的数量明显地增加。因为尽管新注册外资公司数增加超过七成，但金额同比却下降11.7%，所以增加的可能不是巴斯夫、宝马汽车这种一次性投资数十亿的大型项目，而是小型企业。
李翔：这原因是包括金融领域在内的许多行业现在开放了，以前有几率存在政策壁垒。
李丰：金融服务是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话题。国常会提到的第一个议题是稳定和吸引外资，第二个议题是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即提升支付便利性。我们的微信支付和支付宝支付十分便捷，前提是你必须有一张境内银行卡绑定，这对许多来中国旅行的人来说是个难题。现在北京机场就增设了专门的柜台，帮忙解决如何在中国境内支付的问题。可以明显感觉到，我们的整体基础设施也在提升。
国常会提到的第三件事情是地方债务风险得到整体缓解，要逐步推动一揽子化债方案落地见效。这表明我们在解决地方债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
顺便提一下，2024年2月，中国5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Loan Prime Rate）下调25个基点，至3.95%。一次性25个基点的降幅超出了市场预期，创2019年改革以来最大单月下行幅度。
这种长期贷款利率的下调会对许多事情产生一定的影响，最容易想到的是它对房地产贷款的影响。
5年期以上LPR是中长期贷款的定价基准，尤其是按揭贷款的定价基准。LPR下调后，新增的住房贷款利率将随之下降，而存量房贷利率也将在重新定价日做出调整。对于刚需购房者来说，还款压力减小了。至于投资性房产，许多大城市慢慢的开始逐步放宽限购的条件。
除了以上议题，政府也讨论了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大大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等议题。
中国无疑是全球物流行业非常发达的国家。2022年中国物流成本为17.8万亿元，占GDP比重14.7%，总量非常庞大。与欧美发达国家的8%～9%相比，中国的物流成本占比较高。
从理论上，中国的物流成本占GDP的比例降到10%是可行的。这不是说缩减物流的总量，而是通过降低物流的成本。当物流的成本降低，很多东西就可以更方便、更便宜地流转起来了。
在讨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的问题的同时，还隐含一个重要的议题，即如何利用好下沉市场的消费潜力。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们应该关注到最末端的村镇地区。在很多情况下，商品的流转成本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增加，尤其是在偏远地区，这主要是由物流成本导致的。因此，商品在这些地方的价格往往更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降低物流成本的同时，也要考虑如何改善末端基础设施，以促进下沉市场的消费。这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提高物流效率，还要确保村镇居民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商品，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李丰：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这涉及到两件事。首先，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比如大家更换手机的周期。在智能手机发展早期，我们的手机换机周期平均在18个月。但疫情期间，由于远程工作、在线学习和视频会议等需求的激增，不少人可能在2020到2021年就更换了手机。
李丰：所以在那个时候，人们需要集中更换手机，或者购买新的设备。即便不更换，也需要增购。这是一轮换机周期。但从2022年开始，可能市场中缺乏吸引人的新机型，再加上用户消费心理的变化，换机的人数可能会比较少。市场调研机构Counterpoint Research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2020年期间，中国智能手机的换机周期在24~25个月，而在2022年以后则达到了30个月以上。
再比如，现有的许多高铁项目十几年前就开始运营了，这些项目是否已经到了更换周期？再或者医院的诊疗设备，可能也需要更新。
李翔：我们这么重视以旧换新，是从消费的角度来考虑的吗？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在提振消费方面仍然有迫切的需求？
李丰：确实，我们谈到的许多例子都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之前曾提到，科技创新最终的出口几乎只有消费和军事。军事受多种因素决定，我们最终还是要依靠消费。无论是新能源汽车还是手机，都是这样被拉动起来的。我们能够通过科技，将传统制造业更新一遍，从而承载新的消费需求。
李丰：2024年2月，OpenAI发布了名为Sora的文生视频大模型，引起广泛关注。OpenAI的CEO萨姆·奥尔特曼（Sam Altman）也曾强调算力和能源的重要性。我认为，从逻辑上看，最终起决定性影响的是数据、算力和能源这三件事。数据的应用场景决定其重要性。目前，AI的应用更集中在娱乐和媒体领域。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原本期待AI能够替代我们日常的洗衣、拖地等工作，似乎并未完全实现。
李丰：我和同事之前讨论过：从长远来看，影响AI技术发展最大变量可能会是什么？
是算力吗？但算力大概率会越来越便宜，不会成为影响AI发展的核心变量。尽管美国对中国设置了一些科技壁垒，但算力最终不会成为主要的壁垒。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搜索、云存储还是大数据，这些技术本身不会成为某个公司长期的壁垒，技术最终会被攻克并普及。
相比算力，能源可能会是影响AI发展的最大变量之一。大多数生产力革命能够让每个人管理和使用的能量提升一个量级。历史上，人们最初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然后开始使用马匹。随着蒸汽机和内燃机的出现，人均拥有的动力可能达到成百上千马力。进入电力时代，我们拥有了更多的电力设备。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假设人工智能普及，以我们目前有限的想象力来看，设想你戴上一副VR眼镜，从出门的那一刻起，它就开始帮你处理各种信息。它需要计算你要看什么、去哪里。上车后，它要帮你计算最佳路线，甚至它还需要驾驶车辆。这些额外的计算和数据需求，可能会使人均能量的消耗再提升一到两个量级。如果还用马力来比喻，人均可能需要数万马力。如果这些需求持续增长，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能源问题？
李丰：但今天的人均能源需求，就像带宽一样，总是跟不上我们对多媒体需求的变化。假设我们预计还需要25年才能用上可控核聚变，在这期间，AI的普及速度非常快，人均能耗显著提高，但可控核聚变还未能在商业上批量实现，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李翔：市场经济的方式可能是提高能源价格，计划经济的方式可能是采取限制措施。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油生产国，经济利益决定了石化能源对美国的重要性。而俄乌冲突给中国的一个启示是，我们不能将能源完全依赖于他人。因此，中国正在全力发展新能源和新能源转型。
从能源的最终增量和结构来看，无论是石化能源还是风能、水能、电能，最终的能量来源都是太阳能。如果人们攻克了核聚变，相当于攻克了最底层的能量来源。
虽然短期内中国和美国在能源利用上选择了不同的道路，但如果面向未来，考虑到智能化驱动的人均能耗上升，寻找大规模的新的能源增量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李翔：美国确实是一个独特的国家。它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比如页岩气，同时在算法、人工智能方面也有领先，比如诞生了OpenAI和英伟达这样的公司。
李丰：有个数据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中国是全球页岩气储量第一的国家，而中国的页岩油储量在全球排名第三。但中国的页岩油主要储存在开采成本较高的地区，简单来说，就是地形复杂、岩石坚硬。中国石业有种说法，“开发页岩油气犹如在毛细血管里采血，需要在仅为头发丝直径1/270的石头缝里‘挤’出油气。”
从中期来看，如果AI在10到20年内落地，尤其考虑到中国产业链的复杂程度、应用场景繁多和人均消费的增长，中国乃至全世界，都将面临如何寻找增量能源的挑战。
李翔：据说，人工智能的算法不是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达到节能效果吗？
李丰：如今人工智能的成本主要还是集中在算力上。但哪怕是最先进的科技产品，也会按照工业产品本身的规律来发展，即性能逐渐提升，成本逐渐降低。我们可以制造更小、更便宜的芯片，让芯片更个性化和智能化。然而，如果能源消耗总量大幅增长，同时供给有限，那么问题就棘手了。
李翔：所以马斯克的想法是正确的。他说地球资源有限，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内注定无法支持指数级增长，所以我们要移民火星。
李丰：如果未来整个数字世界都围绕着每个人转，时刻为每个人计算，同时还要处理多媒体信息和交互，那么能耗要比我们现在待在空调房里和坐车出行高得多。
李翔：我们只好期待可控核聚变技术早日实现了。我对AI这个话题有一点比较好奇，即它是否被过度焦虑或过度炒作？
有两个层面的观察：第一个是，我听到一些观点，美国对AI的关注度可能没有中国那么高，主要还是旧金山硅谷地区的公司关注AI，但这种关注度可能在中文语境中被过度渲染。
另一个直观感受是，AI的热度似乎完全是由OpenAI一家公司推动的，它不断发布新东西，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关注，却没有其他公司一起有效推动整个行业的发展。
李丰：我认为是的。以Google为例，它的搜索引擎技术在短期内形成了高技术壁垒，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技术壁垒并非不可逾越。其成功的关键在于，在商业化上，Google找到了具有马太效应的商业模式，也就是竞价排名以及搜索广告。
类似地，腾讯的即时通讯技术也是一种技术壁垒，但不管是QQ还是微信，其成功的关键可能在于社交通讯本身的马太效应：一旦所有人都加入这个网络，它就会越来越好用。即使第二名拥有同样的技术，可能也无法超越已经建好的网络。
当下研发AI技术的成本确实很高，大概率只有大公司和有大量融资的公司才能承担起相应的成本。目前，能够真正有效的AI应用还不够多，即使能应用，也需要考虑技术成本是否能超过目前的人力成本。
正如我们之前推荐的《棉花帝国》一书中所述，“1770年（英国）兰开夏郡的工资水平可能是印度的六倍。即使由于机器的改良，英国的人均生产力比印度工人高出两到三倍，依然不足以抵消工资上的劣势。”早期机械化生产出的棉布，在价格上没能拼得过印度的手工棉布。
今天，面对应用有限且尚未大规模开发的AI技术，我们需要评估这些技术所提供的效率是否真正优于传统方法，以及算力和算法成本是否更具成本效益。
李翔：在2024年，我们要关注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可能会发生哪些重要的事情，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中国市场的依据？
李丰：首先，两会的定调非常重要。主要议题是经济、外资和民营企业。经济议题整体上体现了经济的目标、发展方向、关键抓手和重点。外资部分已经得到加强，比如我们在2023年底放宽外资准入条件；民营企业则需要更多的信心，所以民营经济促进法是一个重要议题。
第二个是外部环境对中国的影响，包括能源和国际关系。美国的金融周期，即利率的升降问题，会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目前美联储把降息的预期又往后推了，而我们是让市场保持对升息的预期。
第三个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香港的情况。之前有传言说，疫情期间，香港有20万人离开。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数据，2023年底香港人口临时数字为750.31万人，与2022年底人口747.26万人比较，增加约3万人，增幅为0.4%。过去几年，通过“优才计划”等措施，香港成功吸引大量人口回流，实现了净增长。
香港利用其金融影响力和流动性，允许全球资产配置，类似的政策已经开始试点一段时间，最近放开的口子更多了。2024年2月，香港市场开放一项新功能，允许使用人民币购买的国债和其他金融债券在香港作为合格的抵押品，获得人民币流动性。同样在2月，粤港澳大湾区“跨境理财通2.0”的优化措施正式生效。当时，中银香港、工银亚洲等银行在大湾区推出的人民币定期存款产品年利率超过6%，但期限只有一个月，可能更多是为了吸引新用户开户。
我刚才提到的三个方向的事情都在说明，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是双向的。一方面，外商可以独资经营中国的金融企业，包括银行、保险等。另一方面，通过香港这个特殊的离岸中心，人民币和国际资产对接。这些措施在提升人民币的流动性方面非常重要。
在A股市场，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政策和行动，例如合理调降公募基金的证券交易佣金费率，强化公募基金证券交易佣金分配行为监管；加大对资本市场财务造假、欺诈发行、操纵市场等违法行为判罚力度。这些措施本质上都是在清理市场环境。
开完两会后，大家可以观察在经济、外资和民营企业这三个方向上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调整措施。
总的来说，美元如果降息可能会大幅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甚至为人民币提供升值的可能性和空间。正如不少人在购买日本资产，不一定是因为日本经济的增长。
日本经济并没有显著增长。尽管日本2023年经济增长了1.9%，但名义国内生产总值为4.2万亿美元，不及德国的4.5万亿美元，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排名让位给了德国。
然而，大家正在买入日元资产，因为日元便宜，可以用较少的美元，购买更多的日元计价资产。
如果美元开始降息，人民币的汇率压力将减少，人民币会有升值的预期。即使不考虑经济增长，人民币计价的资产也可能因为汇率变动而获得重估，导致资产价格上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房地产市场的压力。
总体而言，两会之后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目前，高盛对美国的降息预期已经推迟到6月份。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刚才讨论的这些事情能够递进循序同向发生。如果外部环境变好，比如美国金融进入降息周期，减轻全球经济压力，那么同向的信号就会叠加。一旦已知的风险兑现，剩下的情况至少不会更糟。
今年最关键的一个节点是一季度末。其次，在二季度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要仔细观察，看是否有更多的数据以及外部环境和金融周期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