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手记推理”作为一种较新的模式，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推理小说当中，所谓手记推理，是指在推理小说中出现大篇幅的“手记”，手记的内容有但不限于案件相关者撰写的日记、童话故事、书信等。
如今，“手记推理”作为一种较新的模式，慢慢的变多地出现在推理小说当中，所谓手记推理，是指在推理小说中出现大篇幅的“手记”，手记的内容有但不限于案件相关者撰写的日记、童话故事、书信等。
通常，这些手记的撰写者要么失忆，要么直接被害。于是，侦探只可以通过案件最直接有关人员留下的这些记录，来破解现实中的案件。
手记推理在推理小说的写作方式中，当属于“作中作”模式，而在本就“诡计多端”的推理小说中，“作中作”的出现让原本就陷阱密布的文本更加可疑，对读者来说，当然看穿真相的难度成倍增加，对于作者来说，写作的难度也在上升。
本期专栏，我们就通过六本有代表性的推理小说，向大家介绍“作中作”这种套娃式的推理小说。前文所述的“手记推理”当然是作中作中最大的一类，在如今的新本格时代被反复利用，玩出了很多花活。
要说新本格的各种玩法，其实都可以在新本格导师岛田庄司的小说中找到，手记推理当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的出道作、同时也是新本格推理的开山之作《占星术杀人魔法》，就是一本手记推理型作中作。
一位叫梅泽的男人在密室中被害，他留下了一本犹如疯子狂想的手记，记录自己根据占星术而杀害肢解自己的六个女儿，将她们重新拼凑成一个完美女神的行为。四十年后，名侦探御手洗洁重新调查这桩跨越日本多省的连续杀人肢解事件，因为这桩案件尘封已久，御手洗洁最开始、也是最重要的线索来源，就只能依据当年梅泽的那本疯子手记。
《占星术杀人魔法》在一开始，就通过梅泽的手记将整一个故事的前提交代了出来，因为是真假难辨的主观手记而非客观报道，所以案件部分充满了不可思议、甚至是疯子般的狂想。而御手洗洁正是凭借把“难以置信的疯狂”还原成“符合逻辑的事实”这一特点迅速建立起“天才侦探”的名号。
《占星术杀人魔法》，[日]岛田庄司 著，王鹏帆 译，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版。
这本推理小说的地位多重要已经不用赘述了，在新星出版社引进中文简体版之前，这部作品最重要的诡计就已经因为某部国产连续剧和某部日本动漫为国人熟知。
所以我们能惊喜地看到，很多推理小说的腰封上都会写：日本推理之神岛田庄司力荐、日本推理之神岛田庄司赞叹不已、日本推理之神岛田庄司也想看、日本推理之神岛田庄司后悔不懂中文诸如之类的宣传语。
而岛田庄司自己的书呢，居然是——“豆瓣网友”推荐！可见这个多么深入人心！
在“改编”的国产剧和日本动漫中，都放弃了《占星术杀人魔法》的手记形式，虽然并不影响剧情和最终的解答，但我认为这个诡计的呈现，其实离不开手记形式的助推。整个大故事作为横亘在手记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可以让读者观察手记的视角多一层折射，对于推理小说这种尽可能需要在谜面部分增加悬念的文学类型，这样的解决方法可以说浑然天成。所以除了《占星术杀人魔法》之外，岛田庄司在《异邦骑士》、《螺丝人》、《眩晕》等作品中多次使用手记的形式，而这些作品大多都属于御手洗洁系列，侦探的天马行空就是在这一本本手记推理中不断地被读者记住。
从欧美黄金时代的约翰·迪克森·卡尔到日本本格推理先驱横沟正史，都会通过民俗传说来为自己的作品烘托气氛，根据“手记能增加虚构文本的折射”这一说法，民俗传说+手记形式的结合，无疑把作品的诡异气氛烘托得更加浓厚，新本格作家中最擅长利用这一点的无疑是三津田信三。
《占星术杀人魔法》中的手记距离作品本身设定的年代隔了40年之久，久远或模糊的年代感让手记的真伪更加难辨。以三津田信三《山魔·嗤笑之物》为代表的转述型作中作则是距离正文故事近在咫尺，这种形式的作中作完全可以由对话来代替，但是对话的分段、听者的打断，甚至双引号的存在都会破坏原本独立连贯的故事。所以，如果转述的故事较长，用作
中作的形式会更为适合，第一视角的记录会瞬间把读者拉进讲述者所描述的场景中去。
《山魔·嗤笑之物》的转述来自刚刚进行过成人仪式的靖美，在靖美的老家有一个传统，长到适合年纪的人需要在老家那边独自走长时间的山路，抵达终点的庙内参拜，才算完成成人仪式。靖美在走山路的过程中不仅迷了路，而且遇到了各种离奇事件，比如婴儿的哭声、鬼火、消失的一家人等等，但是他不能回头，这样会被“山魔大人”嗤笑。
虽说成人仪式有难度，但按理说不会如此恐怖，于是，回去之后的靖美将这些事记录下来，寄给了侦探，同时也借此寄给了所有读者。
靖美的记录长达百页，如果没有后续的故事，那就是一篇完整的恐怖小说或者说是伪纪录片形式的恐怖故事。但是在后面的四分之三篇幅内，故事把百鬼夜行的风格逐渐转变为本格推理，最后的多重解答的连续逆转更是让人大呼过瘾。相比岛田庄司“疯子手记”的狂想浪漫，就在昨日的切身经历更突出恐怖感。而解答也从“天才侦探的天外飞仙切入点”，在三津田信三笔下转为了抽丝剥茧的逻辑推演。
三津田信三的“刀城言耶系列”故事都发生在偏远且有着古老风俗的山村中，这无疑受横沟正史的影响颇深，只不过在此基础上，三津田信三加入了作中作的形式，把恐怖气氛推向高潮。
第一人称的作中作有天然的代入感，三津田信三的选择是增加恐怖气氛，而法月纶太郎的做法是让他人感同身受。
这本小说以一位父亲的手记开头，讲述了因为女儿被害，自己找出凶手并且给予制裁的经过。
这一章开头的手记可以看成是一位父亲绝对主观的日记，从家庭关系到女儿身亡，再到推理出凶手的经过，最终完成自己的救赎。读者仿佛不是在看一本小说，而是翻开某个人的内心独白，它本身就包含推理过程——亦可看成推理小说，但手记里的推理相对简单，也不会用小说技法来刻意营造悬念和设计逆转，我们能看到一片赤诚之心，尽管这位父亲采取的方式是极端的，但是在他叙述的过程中，读者已经感同身受，和他站在同一边了。
而这正是法月纶太郎想要通过作中作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所以在后续故事中，与作者同名的侦探法月纶太郎发现父亲的记录中存在诸多矛盾，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时，读者心里已开始甚至是抗拒多过于想要了解真相，因为对于父亲这一个角色和读者来说，这一个故事了结，它不完美，但是凶手受到了惩罚，惩罚凶手的人也有了相应的代价，可侦探偏偏要打破这种平衡。
于是在读者拧巴纠结的心态中，故事持续展开，逆转也随之出现，读者的心情起伏摇摆，最终落入推理作家精心设计的圈套。
在日本新本格作家笔下，作中作的玩法呈现愈加复杂的趋势，自阿加莎以来，第一人称的文本在推理小说中就有不可信的传统，而在作中作的包裹之下，这种不可信正越来越肆无忌惮，但这是好事，推理小说本质上就是骗人嘛。
当然，依然有作为作品的一部分承担客观作用的作中作，在这一类作品中，作中作的出现往往是为了多提供一种视角，一种第三人称视角或主人公侦探/助手无法触及的角度补充，在欧美推理小说界被运用得更多一点，其中优秀作品的代表是海伦·麦克洛伊。
海伦·麦克洛伊很多中国读者并不熟悉，其实她是美国推理小说的代表人物。在欧美黄金时代过去之后，英式谋杀小说的经典余晖逐渐远去，美国的国家、城市气质本身又和本格推理格格不入，所以继承古典推理作品风貌的是来自法国欧洲的保罗·霍尔特，最近重新流行的现代本格如安东尼·霍洛维茨、理查德·奥斯曼等人皆来自英国。
作为美国推理作家协会第一位女性主席，这位承袭了阿加莎·克里斯蒂细腻的女性笔触和黄金时代其他男性作家缜密周全的逻辑布局的海伦·麦克洛伊，在19世纪50年代，二战后推理小说审美发生剧烈变化之时，还在安心地、认真地撰写着本格推理。
《独行女》的故事发生在一艘航行的船上，船长在通风口发现了一封信，写明“待我死后方可打开”，信中记录了一个离奇的故事。与此同时，船上状况不断，有人被毒蛇咬伤，有人被谋杀。作中作在本作中作为辅助视角的功能和推进剧情的功能一共出现两次，在结尾的时候都做到了绵密的伏线回收和细节逆转。
，除了同为女性作者对于细节的描写和人物心理的把控，故事舞台设定在一艘正在航行的船上，也非常容易让人联想到《尼罗河上的惨案》、《东方快车谋杀案》等经典作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从书名作品内容，女性角色的丰富形象以及在作品中充当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也是那个时代古典推理小说内欠缺的。多样性的女性角色在推理小说中挑起大梁，要一直等到新本格时期才会有所改变。
海伦·麦克洛伊用完整的小说在气质上写出了阿加莎式的小说，又用作中作这样独特的形式为作品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又过了几十年，有人却用作中作的形式直接致敬了阿加莎。
即便是第一次知道安东尼·霍洛维茨这一个名字，即便没看到任何《喜鹊谋杀案》的宣传和成绩
，只需读完这本作品，任何人都会确信一点，安东尼·霍洛维茨是阿加莎的忠实粉丝。
这是一本非常巧妙的致敬作，作者完成这个“巧妙”只用了一招，就是作中作。主角是一位女编辑，某日她收到合作很久的著名侦探小说作家的书稿——没错，这显然是最名副其实的作中作，目录、人物介绍、副标题等一应俱全，值得一提的是，在续作《猫头鹰谋杀案》中，新星出版社真的把作中作做成了一本真实的书的样子。于是，故事就以编辑的现实故事和作者文稿交叉推进。
在主线故事中，我们会了解到女编辑的家庭、工作等和推理小说无关的信息，这一些信息带有强烈的现代烙印，是一位独立女性对于生活方式的思考，这是维多利亚晚期的作者所不具备的特质，即便阿加莎如此特立独行且前卫，她的小说中也有当时的女冒险家作为大女主登场，但依然没有摆脱时代窠臼。从这方面来看，《喜鹊谋杀案》的底子无疑是现代的。
而那本作中作，则把故事放在典型的阿加莎小说世界观中来讲述，几乎能以假乱真。作者的手稿缺失了最后一章，作为推理小说，即丢失了谜底。更要命的是，作者在给出这份稿件之后，也离奇死亡了。因此，作品中的“现实世界”和“作中作世界”在某个奇妙的点上完成了交互，女编辑需要找到作者的真正死因，采用的方式，也只能是破解死者小说中的谜团。
两个案件虽然气质迥然不同，但人物形象、故事的走向却有诸多相似之处，读者都知道表里两个故事的终点是同一个地点，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数次在现代与古典之间穿梭，谜团与谜团里面迷路，这一切都是非常特殊的体验。
可以说，安东尼·霍洛维茨通过女编辑的视角，完成了自己对阿加莎作品、或黄金时代那些推理作品的审视和解构，进一步又贴合到与自己相关的现实层面，实现了读者—编辑—作者的完美闭环和无言默契。
与其说《喜鹊谋杀案》是一本优秀的推理小说，不如说这是一本双向的情书，它写给过去的他们，也写给未来的我们。
当然，这本书对于作中作的玩法并没做出技术层面的挑战，作中作是一种方式，而不是一个目的。要说以作中作为目的炫技型推理小说，不得不提到后藤均的那本作中作中作。
作中作已经很复杂了，作中作中作更是很难来想象。如果我们把作中作简化成数字1和2，那么作中作顶多就是1-2-1，但只要多加一个数字，就会变成1-2-3-2-1，几乎是成倍地增加文本与文本之间的交互方式，更别说组合方式，那就更不计其数了。
所以尽管对读者来说，作中作中作无疑是更加强烈和极致的烧脑体验，但对于作者来说，写作也更具挑战，如果只用作中作就能完成的诡计和故事，硬凑到三层，反而会引起读者的反感。
后藤均的《缮写室迷宫》，可以说在作中作中作的玩法上，交出了一份所有人都满意的答卷。
故事讲述一位大学教授在苏黎世的画廊看到了一幅画作，他对画作展现出浓厚的兴趣，画廊主人交给他一份手记，正是画家委托他代为转交的。
手记中，画家讲述了一个自己无意中来到一栋别墅，参加推理小说解谜赛的故事，并且把当时用来作为解谜游戏的小说也附在了手记中，小说作者在给出谜面后，就被杀害了。
小说是一篇名为《英国鞋之谜》的推理小说，显然是致敬了埃勒里·奎因的“国名系列”。
于是，大故事-手记-小说，三份文本完成了作中作中作的形式，小说的谜底直接影响手记中的凶手，而破解手记，也就破解了大故事中大学教授和画家的渊源，以及所有的答案。
虽说是炫技，但《缮写室迷宫》作为一本十万字出头的小说，要在不长的篇幅内写清楚三份文本，并且做出勾连，作者后藤均采用的是最简单的以小见中，以中再见大的模型，相当于在以小见大的传统作中作内多插入了一次跳转和折射。即便看起来结构并不复杂，但作中作推理本来就一加一大于二的特点还是让这本三重作中作绽放出了绚丽的结构之花。
故事本身，作者加入了大量的炫学，尤其是历史、文化相关的炫学，让作中作中作这朵平地而起的鲜花上又开放出了多姿的色彩，是一本完整、聪明、谨慎又充满能量的小说。
前文所述的六本作中作，它们各自想要凭借这种形式做到的目的都不完全一样，有纯粹的致敬，有结构上创新，有让读者感同身受，有让气氛更具说服力。
虽然好用，但作中作毫无疑问是需要技巧的小说，它考验作者的布局能力，考验细节的把控和瞬间抽离又紧密结合的写作技巧。作为回报，这种较高难度的小说也能给作品增加别样的魅力，完成原本需要在另外的地方下功夫才有可能完成的目的。
国产原创推理小说中，同样有很多作品加入了作中作的元素，如时晨《黑曜馆事件》、白月系《积木花园》、平山君《白泽先生志怪谭》等。细细想来，作中作慢慢的变成了优秀的推理作家常备的一种写作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