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著名官员靳辅曾说，江南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府，在汉唐以前不过是“一泽国”，直到五代宋以后才逐渐发展成为“财赋之薮”。的确如此，包括上海在内的江南地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
从古代到今天，虽然时代不同，概念和地域发生了一定变化，但不变的是，上海始终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人间奇迹。要研究今天的上海是如何一步步走向繁华的历程，就必须从考察和厘清上海的历史进程入手。当然，上海的历史是整个中国史、江南史的一部分，其自然受到整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影响。大如改朝换代、西风东渐、军事战争，小如科举政策，都深刻影响着上海历史的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上海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自有其发展的脉络。大致而言，古代上海的发展进程可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一体多元，是在漫长的岁月中由多种区域文明缓慢发展、相互交流、相互融合而成的。长江流域的江南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是其中最重要的两支。
远古时期，上海地区所在的长江三角洲地带就为人类的进化提供了条件。上海地区地处长江三角洲东缘，海水东退，陆地淡水化的时间较晚，至距今6 000 年前后才有了第一批先民定居于今天的冈身以西区域，进入新石器时代，此后，又历经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三大阶段。在距今约4 000 年，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在即将跨过早期国家文明的门槛前突然消失，上海地区所在的太湖流域的文化发展出现了低谷，此后进入了一个逐步受中原文化影响的新时期，先后出现了受到中原文化影响的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
在商周之交，“太伯奔吴”，关中的周文化一支向东南迁移，在太湖流域建立了勾吴政权。周灭商后，随着周初分封，吴国成为周王朝在东南地区重要的诸侯国，上海也从此属于吴王国的一部分。春秋至战国时期，诸侯纷争，上海地区先后隶属于吴、越、楚三个诸侯国，直至最后秦统一中国。这一阶段上海所在的吴文化地区先后吸收了中原文化、越文化、楚文化的精华，逐渐将之融合为一体，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对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夏、商、周三代文明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上海地区接受中央集权体制统治，秦代属于会稽郡，东汉以后属于吴郡，是上海历史进程中具备极其重大意义的时期。
三国以前，上海地区虽经多年开发，但仍处于较落后的状态，“火耕水耨”，“田多恶秽”，属于边缘地区。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统一的中央政权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曹魏、蜀汉、孙吴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孙吴政权立足江东，定都建业（今南京），占据了包括上海在内的广大南方地区，客观上促进了江南的开发和经济发展。陆逊初封华亭，“华亭”一词最早见于正史，陆机、陆云也成为上海的人文始祖，上海地区文化开始肇兴。
东晋、南朝时期，北方连年战争，大批北人流亡南迁。北方移民不仅带来了大量财富，也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技术。唐代杜佑在名著《通典》中曾说，“永嘉之后”，南渡衣冠多荟萃于此，“艺文儒术，斯之为盛”。不过这一时期的上海自然环境仍旧恶劣，常受海潮侵扰，湖水浸灌，虽然也曾设有前京、胥浦等县，但人口不多，发展有限，行政建制也兴废不常。
唐宋时期是上海从地旷人稀、刀耕火种的贫瘠之地发展为物产丰饶、人丁兴旺的鱼米之乡，经济得到大开发的重要时期。隋大业六年（610），京杭大运河苏南段开通。大运河不仅使南方与北方相连通，而且还刺激了运河所经过地区的生产专业化和经济发展，长江下游地区受益最明显。随着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太湖塘浦圩田设施逐渐完善，太湖东部农业日益开发。与此同时，安史之乱，继之以藩镇割据，政局动荡，居民大量南迁，南方州郡人口增加，上海也是“移民的主要迁入地之一”，经济重心南移，逐步推动了上海的繁荣。天宝十载（751），设华亭县，立县建城标志着上海作为一个区位体系的成立。这一阶段的上海地区，经济得到初步开发，生活条件有所改善，外来人口增加，地位明显上升，在国家军事政治生活中的作用逐渐增强。官方行政空间秩序的设立，依赖的是原来已发展起来的经济空间秩序，而官方行政秩序的正式认可，又反过来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
五代由于人祸天灾，黄河流域水土流失，南方各国虽偏安一隅，却政治安定，一心发展经济，再加上雨水丰沛，水田生产能力远较旱地为高，可出产更多粮食，容纳更多人口，故而江南获得新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南宋以后，华亭县经济实力慢慢地加强，人口迅速增长。南宋嘉定十年（1218），嘉定县设立，代表着冈身地区经济已得到充分发展。元统一后，至元十四年（1277），华亭县升为华亭府，次年改称松江府。同时，元廷在崇明岛设立了崇明州，隶属扬州路。
在上海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外贸易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天宝五载（746），唐朝在今天青浦东北吴淞江南岸设置了直属华亭县的青龙镇，这成为上海地区古代城市化进程的起点。依托于吴淞江，发达的国内及国际贸易与人员往来，使青龙镇“时海舶辐辏，风樯浪楫，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也”，极大地提升了上海地区的发展水平。唐以后，随着吴淞江的淤塞，青龙镇逐渐衰落，华亭县的外港便从青龙镇转到上海镇。
“宋元之际启文风”。这一时期北方士人大量南迁，在诗书礼乐的熏陶浸淫之下，上海地区的人文环境得到较大发展，学者众多，松江、嘉定等地的学校相继创建，读书习文的文化氛围日渐浓厚。入元以后，云间地区迎来更多文人学士，赵孟、杨维桢、王逢、陶宗仪等文坛巨擘流寓于此，带入外来文化的新鲜血液，丰富了本地文化。
明代建立之后，随着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在社会、经济和文化方面迅速恢复元气，并经一二百年发展至明代中叶而走向繁荣昌盛。
明代开始，松江府便成为承担赋税的重地之一。嘉靖二十一年（1542）明廷设青浦县，后虽一度撤销，但又于万历元年（1573）重设。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包括华亭、上海、嘉定、崇明、青浦五县与金山一卫，其中华亭、上海、青浦三县属松江府，嘉定、崇明二县属苏州府。清康熙十九年（1680），江南巡抚慕天颜奏称“江南财赋甲天下”，“苏、松、常、镇”“冠于江南”。由于苏、松、常三府地区一向赋重事繁，清初，总督查弼纳便提出要“升州增县，以分其任”。雍正二年（1724）进行政区改革，至嘉庆年间，逐渐形成了上海县、华亭县、娄县、青浦县、嘉定县、宝山县、南汇县、金山县、奉贤县、崇明县和川沙抚民厅“十县一厅”格局。
明清上海所在的江南地区创造出了高度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文明，在农业生产领域发展出商品化种植业，形成了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导产业的商品化手工业，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空前活跃，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继续保持着全国领头羊。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7），黄道婆从海南岛归来，带回先进的纺织技术。为提供纺织原料，大片不宜种粮的卤瘠之地转为植棉良田，优质的棉、纱、布成为上海地区特产。上海地区东贫西富的格局得到了明显的改变，由此也一举突破了之前单一的粮食生产格局，发展出以棉花为中心的商品化种植业。上海成为全国棉纺织业中心，生产的布匹不仅享誉国内，上贡宫廷，而且远销海外，赢得“衣被天下”的美誉。棉纺织业的发展还带动了一大批工商业市镇的兴起，促进了商品市场网络的形成，城乡之间商品流通空前活跃，农村手工业市镇发展迅速，上海地区也逐步成为全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
永乐元年（1403），主持治河的尚书夏原吉采纳华亭人叶宗行的建议，疏浚范家浜，接黄浦江通流入海，成功地解决了吴淞江水患问题。此后，大船由海可直接驶至上海县城，奠定了上海港成为良港的基础，即使明代的海禁限制了上海港的发展，仍为上海港日后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康熙二十四年（1685），江海关的设立成为上海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大事件。以快速地发展的沙船业为中介，借助刘家港衰弱和漕粮海运的外部推手，在本地棉纺织业和南、北洋及海外贸易的助力下，上海港慢慢的变成为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贸易港口之一，上海也逐渐取代苏州，成为江南地区最重要的经济贸易中心。正因为如此，到了近代开埠以后，上海方能借助对外贸易迅速成为全国对外开放的最大通商口岸。
同时，由于城市化、商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的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不再是一个封闭的空间，文化中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日用品更看重精雕细刻，饮食上的习惯和消费行为日益奢侈，婚丧习俗更加趋于奢靡。
江南地区在占有文化资源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一些新的思想观念、新的文化艺术在这里逐渐成长。明清两代上海地区教育发达，城乡子弟读书蔚然成风，科举成就在全国居领头羊。嘉靖以后，以陆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涌现，标志着上海学术逐渐走向成熟。万历以后，上海文人更是群星璀璨，董其昌、嘉定四先生、徐光启以及陈子龙等均是转移风气的大家。特别是徐光启，他以海纳百川的胸襟和超越时代的胆识，冲破世俗的非议和阻挠，较先开启了中西文明交流融会的历史。清代以后，上海虽然在科举成就上不及明代，但是王鸣盛、钱大昕等乾嘉学派大师的涌现，代表着上海学术的又一个高峰。
到了近代，上海作为中国的文化中心以及各种先进思想的宣传基地，进一步将传统江南文化中开放包容、务实致用的基因发挥得淋漓尽致，成为各种文化和文明的交汇、交流与交融地。也正是在各种文化的相激相荡、相生相克中，从云间潮涌走向海上繁华，海派文化日益逐渐发展壮大起来，上海的发展也走向了一个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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